中工学是完全法学,中工学是大数量文学

2019-09-19 作者:健康生活   |   浏览(158)

随着信息优化的日新月异,大数据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当代甚至被称为“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概念是穷举,要的是全体,所有个例都有效,中医就是大数据医学;循证医学要的是随机,个例无效,所以西医是循证医学。

中医学是整体医学而不是局部医学,是动态医学而不是静态医学,是功能态医学而不是形态医学,因而有着自身独特的诊治及预防疾病的原理。

全科医学是建立在世界医学悠久历史之上,由产生于18~19世纪欧美的通科医疗发展而来,目前已日臻完善,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全科医疗为一种社区定向的医疗服务,涵盖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等丰富的内容,其优质高效、连续完整、经济便捷的特点,已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认同,并成为初级卫生保健的支柱和三级预防医疗保健网的中坚。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医学思维一定会发生大的变革,从“为什么”向“是什么”转变;随机小样本向全样本转变;精准性向模糊性转变;从随机小样本向全样本转变,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变。中医就是最初的大数据的采集方式,望闻问切,全方位观察病人,涉及更庞杂的数据,不追求十分精准,但综合起来有实际效果。中医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的体系,尽管从生物医学角度,中医现在还很难回答“为什么”,但是借助大数据的理念与技术方法,可以从调节人体健康状态的角度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治疗”。“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在于宏观,在于对世界本源的认识。

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原理

这种新型卫生服务模式,反映出了对人的健康“负全责”的思想,在使公众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同时,还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卫生服务需求,既有利于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落实到社区、家庭、个人,提高群体健康水平和个体健康素质,也有利于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很好地适应了当前人类社会由于人口老龄化与疾病谱改变而导致的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卫生服务经济、有效、公平和医疗保险低水平、广覆盖、高效益的原则,为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以及遏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广全科医学,既是全球卫生改革的需要,也是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演绎法高于归纳法

诊断就是诊察了解、分析判断的过程。医学诊断是医生的认知活动过程。不同的医学诊断活动,有着各自不同的诊断依据、原理和方法。

我国已于本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全科医学,目前国内广泛开展的社区卫生服务即是这一医疗体系作为核心的基本模式。就在全球呼吁为21世纪设计新的医生、呼唤全科医疗回归(此前曾称为通科医疗)以及我国引进全科医学的时候,回顾世界医学发展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世界传统医学独领风骚的中医学与正在现代医学中突飞猛进的全科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在看问题的方法和处理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上甚至如出一辙。

长久以来,科学界使用“归纳法”来推理世界的本质,既先证据、后理论的模式。现有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之上的。然而,证据是有限的,有限的证据只能支撑一个理论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正确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判断这个理论还是否正确。也就是说,从整个领域来看,科学家就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始终在任何领域都正确。为此,科学界又提出了使用“演绎法”来代替“归纳法”,也就是“先理论、后证据”的模式。科学家根据现有的理论演绎推理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然后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如果当前的证据无法否定这个假说,那么就先采信这个假说,认为这个理论在其宣称的领域中都是可信的,直到找到证据来否定它。

中医认识疾病发展的基本理论模型

全科医学与中医学在医学观和方法论上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的整体观,无论是古希腊医学的四元素学说,还是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从这一观点着眼,而且中医学不仅把具有形神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将人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同时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中医学的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包容了作为全科医学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且顺应了当今人类社会回归自然、与自然协调一致发展的历史潮流,放射出了21世纪医学的光芒。全科医学与中医学均非常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在各自的医疗实践中始终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全科医学所倡导的三级预防战略,体现了中医学“治未病”的思想,这种针对于疾病三期(易感受期、临床前期、临床期)抑或三种生命状态(健康、亚健康、疾病)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中医学则更为具体化,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全科医学从一般系统理论出发,在临床实践中强调多因多果,注意个体差异,处理问题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全面考虑,并采用适宜技术,为不同个体提供多专业学科的通科医疗服务;中医学主张辨证论治、局部与整体结合,内外统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采用简便易行、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通科医疗的特征。而且二者都活跃在基层医疗领域,所面临的都是基本医疗问题——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和各种功能性疾患。全科医学以健康促进、提高群体健康水平和个体健康素质为目标,重视自我保健和疾病的功能康复以及生命质量的提高,尤其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借以增强机体内部调控能力和免疫力;中医学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主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强调强身健体、扶助正气在维护和增进健康、防病祛邪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医源于自然的各种养生方法,在人体保健和疾病康复中独具特色,为世人所推崇。全科医学与中医学均以人为本,出于对服务个体整体性考虑,重视人胜于重视疾病,尤其注重感情交流和情感投入,医生能够“移情”于病人,病人对医生无比信赖,保持了良好的医患关系,以至于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立足于社区的全科医学十分重视人文和社会因素以及种族文化信仰,而中医则植根于传统文化与人民群众之中,二者都是社区文化和社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典中医采用的就是演绎法模式,先有理论,后又实践,而且至今尚未找到否定这个理论的证据。这可以说明“演绎法”是高于“归纳法”的认识方法。

1.“邪正相争”——最基本的病变发展演变规律

从以上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全科医学与中医学有着相同的思维方法、研究对象、服务领域和奋斗目标,而且中医学在某些方面较之全科医学更为具体,更符合中国国情。当我们引进全科医学、推广全科医疗时,对此切莫视而不见,若能吸收中医学的精华,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疑将是十分有益的。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创建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新医学,在全科医疗中汲取中医学的有益成分,不仅是中医学在基层和通科医疗中的地位及其优势所决定的,也是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疗的需要。中国的全科医疗应当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风格,中国的全科医生应当能够贯通东西,兼具中西两种技能。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疗,不仅更适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健康观念,使中国的全科医生能够迅速得到社区群众的承认,并尽快扭转我国因“苏式”教育带来的高度专科化倾向,为全科医学进入我国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全科医学与中医学在中国的结合,还会为世界全科医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中国的基层医疗和基层医生曾经在全球初级卫生保健中作出过显著贡献,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疗和中国的全科医生,也一定能为人类健康作出新贡献。

反对中医的人喜欢拿“证伪”说事,却忽略了以下三个问题:

正常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变之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是一切抗病因子和因素的总和,邪气是一切致病因子和因素的概称。

1. 证伪理论的提出者波普尔从来没说过“可证伪性”能被单独地用作划界,而只是一种建议;

“邪正相争”导致出现“邪正盛衰”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可出现:正胜邪退,则病愈,或病情渐轻,向愈;邪盛正衰,则病重,或病情渐重,恶化。

2. 事实上任何的理论总是能构想出证伪的方法,只要它的对象是经验的。如阴阳、五行等不可观测实体的存在不可证伪,然而它导出的经验事实,却是可被证伪的。

2.阴阳失调——常人变为病人的关键

3. 后来的迪昂-蒯因命题,说明理论总可能事实上逃避证伪。而拉卡托斯也详细论述了“单个理论”如何无法被证伪的事实。

正常之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病变之时,人的阴阳失衡而出现阴阳盛衰,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

上面提到的迪昂-蒯因命题(Duhem-Quine Problem)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假设的“确证”和“否证”并非单独由观察实验结果来决定,而是依赖于观察结果与相关理论的整体关系。因此,当一个科学假设面临一个负面的观察结果的时候,并不一定被否证,而是可以通过摒弃或修正相关理论的其他部分而得到保留。迪昂-蒯因问题涉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故而使得科学哲学的各大理论派别卷入争论。对迪昂-蒯因论点反应最强烈的是证伪主义,证伪主义的旗手波普尔一方面从逻辑上赞成迪昂-蒯因论点,另一方面他从实用性上反对迪昂-蒯因论点。因为如果通过调整理论整体而使任何命题免于被反驳,那么任何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证伪。因此,证伪主义的研究纲领注定失败。

3.气机逆乱——病变之人气机运行的状态及其规律

双盲实验不能证明中医

正常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正常有序,升清降浊,气血条畅,五脏六腑通泰,四肢百骸得养,内外整体和谐,使得“阴平阳秘”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变之时,气机的升降出入紊乱甚而逆乱,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毒”邪内积;五脏六腑不调,四肢百骸失养,内外整体不和,则病变由生。

有人说,关于中医的有效性我只相信双盲实验的检验结果。这话不算错,但是你相信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不相交么?你相信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么?这些都是假设,没有经过双盲实验。双盲实验的结果和实验常常没有必然联系。统计学分析有时候是可以操纵的,让它有意义,就可以有意义。患者和患者之间,并无可比性,所谓双盲实验,不过是垄断市场的一个游戏。

中医诊病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双盲实验的哲学基础源于休谟的哲学思想。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眼证实过因果连接关系本身,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一切因果关系都应该重新审视。由于休谟强调实验与观察是科学的唯一途径,所以这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家的科学方法论。同时,源于“因果关系在于心”的认识论,以及他对“人性”的不信任,提出一次经验不够,要多次,所以就产生了统计学对科学实验的唯一验证作用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设计出了双盲实验。

1.以人体“藏于内,现于外”的“藏象”为依据和信息源

举一个例子,休谟就是搞不懂鸡打鸣究竟是太阳升起的原因还是结果,那如何证明呢?双盲实验一般是这样的:首先,先把鸡关进黑房间,不见阳光,看它们是否打鸣;然后,关进夜间有灯的房间,看它们是否打鸣;再然后,都放在外面看它们是否打鸣。如果打鸣,各有多少只打鸣;如果不打鸣,各有多少只。然后统计一下,当然是根据期望的结果,阳性结果用一种统计方法,阴性结果用另一种统计方法。看似公正的双盲实验,其实是有着巨大理念差异的,目前的检验方法完全受西方规则所限制,使得双盲实验不可能按照中医的治疗规则来进行对照。归根结底,双盲实验已经成了大医药公司的垄断工具,完全背离了创建此体系的初衷,服务于西方话语权,而且西药疗效评估也被夸大四倍之多,与健康无关,再无公正可言。

中医诊察了解疾病,可以不打开人体,不依赖解剖学知识和现代仪器,仅用望、闻、问、切“四诊”,靠医者的感觉器官,就能从人体外部获知人体内部变化的信息,进而查知其内部变化。

中医就简单了,从整个系统上看,就是阴和阳。太阳升起来,鸡身体中的卫气也升起,所以它们就打鸣。不打鸣是因为气虚。结论:太阳升起是鸡打鸣的原因。中医的方法太简单,尽管结果正确,但是不够“科学”,所以不能被许多人接受。试想,千年的时间中无数成功的病案,其理论不被接受,只是没有按照所谓规定的方式来推理而已。其实中医也不拒绝双盲实验,但设计实验时一定要能反应中医的特点。比如中药对感冒疗效的观察,必须分麻黄汤证或桂枝汤证等,而不只是其中一个成分,如麻黄碱。如果检测针灸的疗效,经典针刺方法与无章法的乱扎相对比,疗效一定不一样。

中医应用望、闻、问、切方法收集到的信息,就是从整体入手,收集和辨别人“藏于内,现于外”的“藏象”信息。如是,“藏象”就成为中医诊察了解、分析疾病的最基本的信息依据和来源。

中医如何建立大数据体系

2.“藏象”是人整体生命活动的具体反应信息

如果说中医的疗效必须要由科学论证,那么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中医建立自己的疗效评价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大数据定义为“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大数据分析的特点与中医的整体观念相吻合,可以避免随机样本分析方法的片面性、不可重复性,以及因为实验设计和实施中的偏差或不足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医理论认为“藏于内之脏,必有形于外之象”,“有诸内,必形诸外”。因此,通过察外现之“象”,即可知内在之“藏”的变化。其原因和依据在于:

话语权亟待回归

其一,人体以居于内的“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内连六腑、奇恒之腑,外连经脉、骨肉、皮毛,形成一个互为表里、如环无端、阴阳互根、气血流畅、内外互通的有机整体。

中医需要建立大数据体系,首先要确立话语权。回顾历史,二战前,科学也分为不同体系:德国体系和英美体系。那时候,德国体系更有优势,但是德国战败,话语权就让给了英美体系。中医的现状,就是丢失了话语权的结果。为什么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医疗效?因为他有话语权,你不按他的做,就进不了他的市场,他就可以垄断。如果按他的做,就要遵守他的规则。

其二,人与外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内外互通。人体内外联系互动的生命活动过程,也是人体功能活动的过程,产生着大量的信息,发生着交流运动,形成生命活体的“功能态”信息而表现于外,从人体外可征可知。

中医就是中医本身,不是什么其他,要遵循中医自身的规律来做临床和教学,走自己的路,要走出一条其他学科以中医为评判标准的路,那才真正拿到了话语权。笔者认为中医拿回话语权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中国世界人口第一,经济体很快为最大,体制效率最高,应当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医特点的大数据评价体系,建立符合中国的医疗市场机制。市场对外开放可以,规矩一定要由中国来定。

其三,对“藏于内”而“现于外”的生命活体的“功能态”信息进行辨别分析的方法,蕴含和运用了现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原理。

按照科学的定义,即使中医把全世界的病都看好,也不科学,因为没走科学的程序,验案都被认为是个例。即使真理也不例外,真理不走科学的程序,那叫假说。所以科学不过是一个民主制度,大家理解了,同意了,就叫科学,与真理无关。哲学,宗教,可能更接近真理,但不是科学,也是因为没走程序。走程序,就可以进入大医疗市场,不走程序,中药连“药”都算不上。所以说,“中医科学不科学”这个问题是伪命题,其实质是市场利益之争,与疗效无关。原来,中医输掉的不是疗效,不是理论,而是商业模式,是话语权。

3.察“象”知“藏”是中医诊病的根本途径

中医立法就是拿回话语权的保障。一句话,中医要保持其独立地位。一个学科的正确与否,要由另外一个学科决定,这种局面必须终止。随西方话语权指挥棒而动的中医,发展成了现代中医,失去了经典中医的优势,中医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疗效,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经典中医的回归,我们要拿回本来属于中医的这一切。

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不以解剖学的还原分析为主,而是以整体综合性地收集分析“藏于内、象于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藏象”为依据。

技术支持必不可少

察外现之“象”而知内在之“藏”,就是通过分辨“藏于内、形于外”的人体“功能态”信息,诊病变化。依据分辨“功能态”信息诊病,其实质就是应用“生物信息学”原理诊病。

中医建立大数据系统,其次是需要技术支持。中医大数据医学,就是互联网医学,技术上已经非常现实,最重要的部分是建立数据库,现在医生用的云端病例系统就可以胜任。需要设计一个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标准格式,将需要输入的信息包括患者信息、主诉、兼症、治疗方案、治疗次数、随访、是否治愈等填入表格即可。数据库建立起来后,经典中医体系的医生可以全球同时使用。使用时只要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得到结果并自动分析。比如,输入“针灸”“痛症”“年龄组30~60岁”等,就可以得到结果,如有效率:X;治愈率:Y;平均治疗时间:Z。可以细化到单一病种,单一年龄组。这个搜索结果,简单、直观、客观,较少受医生主观影响,更能反映中医的特色。如果时间够长,病例基数够大,则可以建立起中医疗效的评价体系。

4.“以常衡变”是中医诊病的基本标准与参照方式

从古至今,所有中医,所有病案,都是个案,这是由中医这门学科的特性所决定的,中医医生眼里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你见过四大中医经典的系统临床分析了么?经典中医的疗效,患者知道,医生知道,科学不一定知道。科学想证明中医的合理性,不是中医的任务。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不清,需要提高的是科学的技术,而不是中医的技术。中医千年个案的治疗史不正是说明了只要按照中医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是能够取得良好疗效的。《灵枢·九针十二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中医学认为,万事万物均由“阴阳”构成,均有“常”与“变”。天、地、人、事之“常”即为“阴平阳秘”,天、地、人、事之“变”即是“阴阳失衡”,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甚则“阴阳离绝”。因此,以“阴平阳秘”所形成之“常”,衡量评价评判“阴阳失衡”所致之“变”,即为中医诊病的基本标准与参照方式。

古人已经提出了指导生命的太极原则,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双螺旋原则,这个原则来自于宇宙这个母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母系统所产生的原则,子系统必须服从。同样,从中医几千年历史的无数病例中,我们自然而然得到结论,就是针灸确有疗效。但是,这些疗效,没有一个是简单的重复。就拿醉酒案说,三个醉酒的,针后都有即刻改善,但如果把喝的什么酒,喝了多少,脉是什么样的,穴位是哪个,那结果就是不可以重复的。用大数据的观点可以得出针灸对酒醉有效的结论,而用科研的方法,则可能是个案,是无意义的结论。这就是中医学与科学的差别。大数据方法,可能就是将来中医科研的方向,因为中医就是大数据医学。

“常”,即为常规、常理、常识、常量,具有相对性与广泛性。

源远流长的中医实践史是由许多个案组成的,而大数据正好可以反映中医治疗个案有效的特点,用来总结中医千年的临床实践一定会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变”,即为变化、改变、异常。细细分辨,又有“常中之变”与“异常之变”的不同。

5.“司外揣内”与“见微知著”是中医诊病的基本方式

中医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藏象依据,通过察“象”知“藏”的根本途径,依据外在的“象”,综合分析推知揣测内在之“藏”的生理病理变化。

“司外”,就是紧紧地全面地抓住并分析人体内在之“藏”表现于外的“象”;“揣内”,就是依据外在之“象”,全面分析推知揣测内在之“藏”的状况。

“见微知著”蕴涵着“生物全息”的原理,揭示和反映出中医诊病整体分析的内在联系。中医认为,整体变化源于局部的变化,局部可显整体。这蕴涵着“生物全息”的原理。如:全身的气血、经气的运行,可在某一些特定局部反映出来。如:脉象、舌象等。

6.整体诊察与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在整体观的指导下,中医既把握住人的整体联系,又注意分部位诊察,以全面收集病情资料;既分别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诊察病情,又强调将望、闻、问、切四诊的认识合参,印证、校验其真实性和有效性,以确保诊察结论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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